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題。
材料一：
      鄉(xiāng)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鄉(xiāng)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后汽車連續(xù)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機拉住閘車，在玻璃窗里，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兒，啐了一口：“笨蛋！”——如果這是愚，真冤枉了他們。鄉(xiāng)下人沒有見過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正等于城里人到了鄉(xiāng)下，連狗都不會趕一般。
      這樣看來，鄉(xiāng)村工作的朋友們說鄉(xiāng)下人愚，顯然不是指他們智力不及人，至多是說，鄉(xiāng)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識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的。其實鄉(xiāng)村工作的朋友說鄉(xiāng)下人愚那是因為他們不識字，我們稱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連字都不識。鄉(xiāng)下多文盲，是不是因為鄉(xiāng)下本來無需文字眼睛呢？說到這里，我們應當討論一下文字的用處了。
      文字發(fā)生之初是“結繩記事”，需要結繩來記事是因為在空間和時間中人和人的接觸發(fā)生了阻礙。我們不能當面講話，才需要找一些東西來代話。如果是面對面可以直接說話時，這種被預先約好的意義所拘束的記號，不但多余，而且有時會詞不達意引起誤會的。于是在利用文字時，我們要講究文法，講究藝術。文法和藝術就在減少文字的“走樣”。
      在說話時，我們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說話時沒有文法，而是因為我們有著很多輔助表情來補充傳達情意的作用。我們可以用手指指著自己而在話里吃去一個“我”字。在寫作時卻不能如此。于是我們得盡量的依著文法去寫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詞難免引起人家的誤會，所以不好。
      文字是間接的說話，而且是個不太完善的工具。這樣說來，在鄉(xiāng)土社會里不用文字絕不能說是“愚”的表現(xiàn)了。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為什么舍此比較完善的語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對面社群里，連語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語言本是用聲音來表達的象征體系。象征是附著意義的事物或動作。我說“附著”是因為“意義”是靠聯(lián)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動作本身具有的性質。這是社會的產物，因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為的時候，個人才需要有所表達；而且表達的必須使對方明白所要表達的意義。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數(shù)人共認的意義，也就是這一事物或動作會在多數(shù)人中引起相同的反應。因之，我們絕不能有個人的語言，只能有社會的語言。
      語言只能在一個社群所有相同經驗的一層上發(fā)生。群體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經驗愈繁雜，發(fā)生語言的一層共同基礎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語言也就愈趨于簡單化。這在語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在一個社群所用的共同語言之外，也必然會因個人間的需要而發(fā)生許多少數(shù)人間的特殊語言。“特殊語言”不過是親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體系的一部分，用聲音來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親密社群中可用來作象征體系的原料比較多。表情、動作，因為在面對面的情境中，有時比聲音更容易傳情達意。
“特殊語言”常是特別有效，因為他可以擺脫字句的固定意義。語言象是個社會定下的篩子，如果我們有一種情意和這篩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過去。我想大家必然有過“無言勝似有言”的經驗。其實這個篩子雖則幫助了人和人間的了解，而同時也使人和人間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實際情意都走了一點樣。
      于是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石相證”，我們拋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意了。所以在鄉(xiāng)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連語言都并不是傳達情意的唯一象征體系。
（摘編自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材料二：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墻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lián)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边@個標語的意思并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墻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fā)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上海人叫小癟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干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嗎？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yè)，沒有和人民群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是為群眾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群眾的語言，那就辦不好。
（摘編自毛澤東《反對黨八股》）（1）下列對材料相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

A

A．城里人認為鄉(xiāng)下人愚，實際上是一種認知上的偏見，只因鄉(xiāng)下人不具備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識。
B．在面對面說話時，我們可以借助表情、動作等象征體系原料輔助傳情達意，寫作時卻不能如此。
C．“共同語言”為大的社群所共用，趨于簡單化；“特殊語言”只在親密社群中使用，相對豐富。
D．兩則材料都談及語言文字，一側重語言文字功能的角度展開論證，二側重語言文字使用方面的問題。
（2）根據材料內容，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C

C

A．“文字”是一種雙方約好的意義記號，但使用有時會“詞不達意”，借助文法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B．“行話”是基于同行人共同經驗產生的語言，它與表情、動作等一樣，都屬于“特殊語言”的范疇。
C．“兩句三年得”古代詩人追求詩句的切近表達，語言不能完全準確地表情達意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D．延安城墻上的標語對古文字使用不當，由此看來，如今古代語匯喪失生命力，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
（3）請簡要分析材料一的論證思路。
（4）請結合文本，分析材料二在論證上有什么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