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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要作者胡福明：
我只是跟上了時代和國家的需要（節(jié)選）
《中國經(jīng)濟周刊》記者劉照普《中國經(jīng)濟周刊》：當時沖破“兩個凡是”的政治束縛是要冒著巨大壓力和風險的，您的政治和理論勇氣從哪里來？
      胡福明：“兩個凡是”打的是什么幌子？它打的幌子是維護毛主席維護毛澤東思想，因此去批判“兩個凡是”有人就會給你扣帽子。所以我也很懼怕，我已經(jīng)當過一次“反革命”了，那次考慮到我的家庭出身好，對我進行了平反。這次是我主動去寫文章，如果再給我扣上一頂“現(xiàn)行反革命”的帽子，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也是有家庭的人。
      我讀了不少古書，明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是有骨氣和擔當?shù)模貏e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作為南京大學的一名教師，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知識分子，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因此我應該有責任和擔當，挺身而出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
      同樣，作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我的責任就是堅持真理，我有責任為黨的事業(yè)、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為馬克思主義真理而斗爭，這是我義不容辭的擔當。如果看不到“兩個凡是”的問題，我不去批駁可以理解，我看到了“兩個凡是“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zhì)、對我國社會前進的阻礙而不去批判和斗爭，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產(chǎn)黨員。
      因此“兩個凡是”違背歷史潮流，批判“兩個凡是”勢在必行。人民早晚要站出來現(xiàn)話，如果當時我不站出來，也會有其他人站出來，事實上當時中央黨校已經(jīng)有同志在撰寫類似的文章了。我只是跟上了時代和國家的需要，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獲得了一個機遇，做了一件自己應該做而且也想做的事情，幸好還獲得了巨大的反響，推動了歷史進步。
《中國經(jīng)濟周刊》：您一直強調(diào)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您為什么這么說？
      胡福明：1977年9月初，要開學時我把文章寄給《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過了4個多月，直到1978年1月中旬，王強華寄來一份《光明日報》大樣，也就是《實踐是檢驗喜理的標準》這篇文章的清樣，并附帶一封信，稱這篇文章你要說什么我們很清楚，文章也肯定要用，但要做點修改，不要使人產(chǎn)生馬列主義過時的感覺。我仔細推敲后覺得不存在過時這個問題，做了一點補充后寄了回去。當時都是通過郵局郵寄，沒有電腦也沒有法直，這樣經(jīng)過了大概五六個來回。
      一直到1978年4月下旬，我去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召開的全國哲學討論會，到北京的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把我接到光明日報社。當天參加會議的除了王強華，還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中央黨校教授孫長江，每人手里都有一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來要在《光明日報》4月2日哲學版刊出，我看后感覺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學版發(fā)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作為重要文章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討論這篇文章如何修改，請大家提意見?！?br />      大家紛紛提意見，馬沛文同志當時提出，可以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我聽后說，恐怕現(xiàn)在不合適。楊西光提了幾點意見，主要是文章要講究戰(zhàn)斗性，要更尖銳，同時還要穩(wěn)妥，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讓我回去繼續(xù)修改。
      于是我在哲學討論會期間，白天參加討論，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的工作人員開車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報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樣送過來。這樣來來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等人花了很大功夫，中央黨校孫長江、吳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氣，所以說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中國經(jīng)濟周刊》：文章的初稿標題中沒有“唯一”，后來是如何加上的？署名為何用“本報特約評論員”？
      胡福明：我在北京參加哲學討論會結(jié)束后，楊西光把我接到《光明日報》招待所，他當時也，剛剛調(diào)到光明日報社，也住在這個招待所，因此我與他就文章討論溝通就更方便了。
      楊西光兩次來到我的房間看我，他全力支持這篇文章的修改，跟我有過兩次談話。第一次談話時他說，他原來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文革”時期被打倒“文革”結(jié)束后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胡耀邦同志找他談話。欲調(diào)他到《光明日報》當總編輯，他說胡耀邦交給他一項政治任務。就是改變光明日報社的政治面貌，要將“兩個凡是”轉(zhuǎn)到撥亂反正。他指著文章清樣說怎么改變啊，就從發(fā)表這篇文章開始，推動撥亂反正。我受到很大啟發(fā)。
      第二次談話是1978年5月1日前兩三天。他來看我時說，我跟你商量個事情，文章修改到現(xiàn)在，署名還是胡福明，但發(fā)表時不想以你的名義發(fā)表，想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fā)表，你看行不行？楊西光當即表示要聘請我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
      我立刻表態(tài)說當然同意，我是學新聞出身的，胡福明只是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南大教師。當時沒有什么影響力，但如果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讀者肯定要猜測“這個人是什么大人物？”影響和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我說只要文章能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我替成這種形式。
      最后這篇文章由胡耀邦同志審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黨?！独碚搫討B(tài)》第60期刊發(fā)；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fā)。
      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時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一”兩個字是從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來的。毛主席說，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這個“只有”“才是”就說明真理標準只有一個。但到底是誰把它加到題目上的，我并不知道。
（節(jié)選自2018年6月4日《中國經(jīng)濟周刊》，有刪改）（1）結(jié)合全文，簡要分析文章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原因。
（2）結(jié)合全文，簡要概括胡福明身上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怎樣的精神品質(zhì)。
（3）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使命，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堅持?？飯@文學社擬組織“使命擔當”主題征文活動，請結(jié)合這篇文章說說你的感受與思考，2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