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課文《葉圣陶先生二三事》回答問題。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人，思想和行動，范圍太廣，我想損之又損，只說說我深知，而且應該受到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語文”方面；這仍嫌范圍廣，只好再縮小，限于寫作應該用什么樣的語言這個像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說是不成問題，因為：一，看歷史，似乎早已解決。那還是民初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說“我覺得對”，文則要寫“余然之”，既增加了無謂的負擔，又不容易懂，所以應該合二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為然，但這是大勢所趨，眾意所歸，不久就統(tǒng)一了天下，理，認定怎樣說就應該怎樣寫，行，用筆寫白話。二，看現(xiàn)實，寫，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話。但這里還隱藏著不少問題。由文學革命時期起，就應該有所謂白話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話，魯迅的白話，北京市民的白話，等等），能不能這樣寫，應該不應該這樣寫等問題。這且不管，文學革命之后，許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廣大的能執(zhí)筆而不成家的，總是這樣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數(shù)人、個別文體（如小說、戲劇里的對話）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離”。不即，是與街談巷議的口語不盡同；不離，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煉化的條理化的口語。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在現(xiàn)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數(shù)，從用語方面看，與過去相比，不即的成分顯然增加了，從而不離的成分就相應地減少了。這表現(xiàn)為冗長，扭曲，修飾，晦澀，不像話。不像話，有影響，是不自然，不簡明，不易懂。這樣寫，有的來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來于看什么，學什么；但更多的是來于認識（縱使是不很明確的），以為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甚至不足以稱為文。有認識為依據(jù)，不即而離的文就會發(fā)榮滋長，終于成為文風問題。葉圣陶先生堅決反對這種文風，他提出正面的主張，要“寫話”。寫話，粗略說是嘴里怎么說，筆下就怎么寫；加細一些說是，所寫，從用語方面看，要是簡明而有條理的口頭話。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里念，要讓那間房里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彼@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于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致付之一笑。這里為題目所限，不能牽涉過多，甚至挑起論辯。專說我的看法，寫話，雖然其中有些細節(jié)還需要進一步說明，但大體上說，或當作行文用語的一個高標準看，總是既正確又對癥。說正確，因為這是堅持文學革命以來求言文一致的老傳統(tǒng)。說對癥，因為時下的脫離口語甚至有意遠離口語的文風正在制造“新文言”。稱為文言，是因為只見于書面，嘴里并不這樣說。新文言，就其難于為絕大多數(shù)人輕易了解說，會比舊文言更糟，因為舊文言簡短，新文言冗長，舊文言直說，新文言要多繞彎子。不簡短，不直說，再加上結果的難于了解，就成為癥。去癥要有對癥藥，那就是寫話，寫話的主張會碰到兩種性質的難易問題。一種是執(zhí)筆之前，剛才說過的，認為這樣就不成其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認識，屬于一念之差，可是變卻大不易，要慢慢學，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求速成辦不到。另一種是執(zhí)筆之后，我的經驗，就說是下里巴人吧，寫得簡明自然，讓下里巴人聽著像話，不是容易，而是很難。這也要靠慢慢學（多念像話的文），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此外還要加上葉圣陶先生提到的辦法，寫完，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圣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致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圣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內的一項要求，這里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标P于繁簡，關于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圣陶先生只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決不該繁?？墒乾F(xiàn)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繁簡有時牽涉到內容方面，意思無價值，甚至更壞，當然以不寫為是。內容還會引來其他性質的復雜問題，這里不管，只說用語。用語的可簡而繁，近些年來大為流行，種類和花樣都很多，幾年前我在拙作《作文雜談》的“累贅拖沓”一題里曾較詳細地談到，這里不能多說。我的想法，值得重視的不是多用少用一兩個字，而是應該少用而偏偏多用的這種熱愛冗贅的心情，它擴張，無孔不入，就會成為風。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勢力越來越大，占據(jù)的地盤越來越廣，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xiàn)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成為既累贅又別扭。另一個是“太”，如“吸煙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xiàn)在卻幾乎都要寫“吸煙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成為不只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乎葉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圣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松。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fā)現(xiàn)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于是出現(xiàn)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xiàn)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tǒng)一的問題。葉圣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求全社出版物統(tǒng)一。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后，葉圣陶先生監(jiān)督執(zhí)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1）下面兩句話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2）葉圣陶先生的語文主張是什么？他在這方面是怎樣嚴格要求自己的？
（3）葉圣陶先生對文風不簡潔的現(xiàn)象為什么這么感慨呢？
（4）葉圣陶先生在“總的用語方面”是怎樣律己嚴的？